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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)。

    总

    的来说,制科突出三个特点,第一,获得名额难。想参加制科必须得有重臣保举,并提交五十篇以上策论文章,而且还需通过秘阁举办的初试才能有参加资格。

    第二,考取难。获取考试资格的已经极难,但想要考中更难。制科往往每次只取一两人,甚至会一人都不取。

    第三则是与之相匹配的一旦考中晋升极快,是十足十的青云梯。吴育、夏竦、张方平、富弼,这些曾经中过制科的,无一不是紫袍玉带的朝廷重臣。

    在新官家有意抬举诸科的当下,想要更快的进步,制科的确是最佳的选择。

    楚云阔顺着章惇的话想到了这个可能性,为官经验告诉他新继位的官家绝对会连着制科一起改。

    但政治敏感性却让他说出了模棱两可的回答:“官家英明睿智,自有圣断。然君子待时而动,早做准备为上上之策。”

    此时的楚云阔还没想到,他将来一时随大流追求进步的举动,却几乎要了他的性命。

    第146章 平辽始

    花开尚未谢,垂拱殿却已换了主人。

    作为“前朝旧臣”的富弼,言行举止也更加谨慎起来。

    作为政治上的老油条,他个人是极度不愿意朝赵昕新君继位点燃的第一把火滋水的。

    但作为“首相”,他有着上传下达的职责约束,必须按下制动按钮,做那个讨人厌的搅局者。

    也就半盏茶不到的时间,富弼却好像老了好几岁,最终带着几分颓意说道:“官家,科举为国抡才,乃国家大事,牵一发而动全身。

    “稍改常科以顺时势也就罢了,这制科是不是暂缓一二……”

    能坐到宰执高位,富弼自然不是酸朽陈腐之辈,时下风气也未凝滞,绝不会对赵昕说出科举乃祖宗成法,不可更易的话。

    事实上官当到他这个份上,早已清楚地知道法因时而兴,度合势而改的道理。

    否则三皇五帝时还是贤人禅位呢。

    之所以会对改革持反对意见,无非是两种情况。

    其一,改革触犯到了他自身的利益,或言之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,他必须得作为喉舌发声。而且即便他不发声,也会有新人被推上来同他打擂台。

    其二,对改革总体持支持态度,但不赞同某些细节和执行方式,认为步子太大,容易扯伤腿。

    富弼如今的态度属于后一种。

    须知科举取士是国家的人才的蓄水池与社会的稳定器。

    通过科举取士,一方面收拢天下人才为国所用,牧养教化万民,一方面用特奏科录取那些久试不第的大龄举子,免得再出现如黄巢、张元的桀骜之辈。

    给他们一个盼头,能有效抑制住野心的滋长,否则考进长安极有可能变为打进长安。

    而以富弼为首的百官之所以没有反对赵昕对科举取士制度动刀子,是因为赵昕先时大刀阔斧的并非是进士科,而是明经、明法等杂科。

    杂科嘛,死记硬背的玩意,考出来也多为胥吏和不入流的小官,为了他们得罪新君不合算,改了也就改了。

    再说朝中只要不是瞎子和刻意装瞎看不见的,其实都能看出此番杂科改制,拓宽了上升渠道以及覆盖人群,是符合天下大势的。

    羊毛纺织撑起了西北诸州税收的半壁江山;冶炼有着镇压叛乱制造火器的客观需要;农学水利更不必提,朝中哪个不盼着五谷丰登,海清河晏啊;医药之学虽见效缓慢,但能够安抚百姓,是利在千秋的大好事,而且其中还有圣人的面子在,稍稍抬一手无人能够置喙。

    可万万没想到官家胆大至斯,连制科也要一并改了。

    虽然制科历来取中人数极少,对朝局的影响力不说是没有吧,但也能够说一句聊胜于无。

    毕竟个人才学再高,掌握最高权力的君王不搭理你也是白瞎。

    这方面最出名的范例就是原历史线中的苏轼,嘉祐六年(1061年),时年二十五的苏轼经欧阳修推荐,参加制科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考试。

    制科中一、二两等成绩均为虚设,而苏轼一举拿下了第三等这个实际上最高等级的好成绩,于是仕途起步就是大理评事、签书凤翔府判官,远高于普通进士。

    而且因为苏轼苏辙兄弟同登制科,为空前之事,哪怕苏辙在制科考试中公然批评仁宗皇帝沉迷享乐、不理朝政、用人不当,仁宗皇帝也仍旧高兴地说:“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!”

    然后接下来的事大家就都知道了。

    一同中了制科,起授官也因为被指责“狂悖”、“谤讪君父”给耽误了的苏辙都官至宰执了,苏轼还在不停被贬呢。

    尽管制科在朝局中所能起到的功用极其有限,但其作为吉祥物的象征意义与实际功用于个人而言是极高的。

    龙飞之科,青云直上,又有几人能不渴盼呢?

    更甭说官家在改革杂科后,隐有将杂科地位提起来与进士科并驾齐驱的势头,制科已经成为他们唯一的盼头。

    只要制科还在,只要制科取士难度不变,哪怕考中制科的人起点没有以前高了,他们也能自我安慰非杂科诸士可比。

    这不是前途不前途的问题,这是话语权的问题!

    可他们的官家如今不仅想把制科的考试标准降到进士科二甲及以上,连杂科一甲也可参与。

    说不得再过几年,连这标准就会平等地降到凡名列二甲者皆可参与了。

    若非赵昕是打小出了名的性格刚强,又用一场伐夏之战彻底把地位夯实,保不齐都有胆大的去哭祖庙了。

    事实上如今也确有人不停往东郊行宫递劄子,想向赵祯这个太上皇告状。

    事缓则圆,剥夺话语权的动作如此大,搞得朝局动荡,实在不是国家之福。

    富弼有时候都很想问一句,官家,您昔年压着黄河治理,光是前期水文调查摸排就花了七年的耐心呢?

    赵昕高坐上首,将富弼的纠结、疑惑、无奈尽收眼底,再结合皇城司传回的情报,他大概能猜到富弼的未竟之言是什么。

    但凡有一点徐徐图之的可能性,赵昕都愿意徐徐图之。

    可他不是没招么。

    开科取士制度已经绵延数百载,如果他没记错的话,原历史线上科举制度大致定型差不多就在这个时间点。

    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建筑的理论来看,科举制度的定型象征着自耕农经济彻底取代世家庄园经济。

    而杂科取士的规模越来越小,最后直至消亡,让科举制度彻底变为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。

    然后随着儒学随着时间逐渐僵化自缚,自发性的扼杀内生变革,最终轰然崩塌,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。

    但在这个世界,有了他这片小小浪花数十年如一日的搅合,总算是折腾出了点不一样的浪潮。

    在官办织场和农庄之下,已经出现了规模较小的民办织场和农庄,他们主动聘请综学里的学生,追求技术进步和更高的利润。

    只要经济上的国策一直外向,这些萌芽迟早会变为巨树,或主动或被动地争取政治上的权益。

    以赵昕浅薄的历史知识来判断,这种政治权益的争夺还需要很长时间,也必然会见血。

    他管不了那么久远的事,只能凭借着作为帝王的威权,新君继位急要做出一番事业的由头为掩护,先挖出一条泄洪渠罢了。

    毕竟他前世可是听过一句话的,不是日薄西山的大清终结了科举制,而是科举制的终结给了大清最后一锤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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